3、疫情下产生了一些新兴服务的需求 本次疫情中产生了许多新的服务需求，比如电商服务需求的增加和商品范围的扩大、在线教育的需求、远程办公的支持、防疫信息提供等。

虽然贸易战造成的总的经济损失一开始对中国来说比美国大，但中国政府在让民众免受这些损失上占据着更有利的地位。这与美国政府以往的贸易政策截然不同。

如果他被取代，我们无法预测谁会接替他，但很可能是一位更传统的美国总统，在他的领导下，美国的政策将回归到过去更为谨慎的做法。中国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催生了在铁路、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很强能力的企业。大量必要的境外投资，包括初级产品和制造业方面的投资，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政治上持中立立场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网站上发布的关于《中国制造2025》的分析报告认为: 《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明确的原则、目标、措施和行业重点。特朗普参加总统竞选是基于其右翼民族主义计划，其中包括主张对进口采取严厉的保护主义措施。

如果中国继续在经济上向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方向发展，美国政府最终将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需要提高生产能力，提升工人技能，改善组织管理，以及掌握更加复杂的产品的生产过程，这取决于能否引进先进技术，而在华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组织管理的规范。这些都说明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包括复工进度也不容乐观。

另外，也许因为互联网传播力强，全国上下对疫情的重视程度远当年非典，人们高度关注和戒备，甚至人心惶惶没有影子银行，大银行的钱很难流通到中小企业，血脉不畅通，尤其是毛细血管不能堵。解决复工难问题，我建议从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中央层面放弃新增病例零增长的要求。也有人认为，大银行对中小型银行贷款可以提高利率，从而多赚钱，弥补大银行的成本高、动力不足问题。

虽然目前除武汉之外只是零星的新增病例，但大家还是非常小心，复工进展缓慢。这些都说明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包括复工进度也不容乐观。

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则不同，它们具有向民企发放融资的信息优势，也有风险匹配的能力。一系列经济活动大幅减少，也导致物价、制造业价格等指数下降。如何为民企纾困？ 多年以来，我都是相对的乐观派，但如今我偏向于谨慎悲观，原因有两个：第一，复工速度太慢，第二，没有解决民企融资的老大难问题。进入 姚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 民企 经济形势 。

因此，当前复工难的根本原因正是政策两面性太强，主导方向不明朗，既要有序复工，又要不出现一个新增病例，其严肃处理程度在有的地方不亚于一票否决。最终，希望我们能早日从根本上减缓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争取2020年的GDP增长率还能在5%以上。但如果美国股市下跌极其严重，国际资金可能会流入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会升值，中国出口贸易也会因此面临压力。根据统计，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是10%左右。

中小银行得不到大客户，所以只好找一些小客户或大银行摒弃的高风险客户和业务，然而它们的自有资金规模很小，主要靠银行间的拆借获得资金，抗风险能力因此就低。最后简单总结今天分享的两个核心观点，一是以明确的信号，推动复工加速，二是保护和加强金融机构以市场化手段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决策空间和动力。

今年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只有35.7%，与1月份的数据相比减少了14.3%，下降非常严重。由于疫情全面扩散，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疫情为全球大流行级别。

从地区看，反倒是沿海这些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地方复工率高。我们国发院张丹丹老师近期的调查结果发现，全国城镇职工和农村工人复工率分别是63.3%和54.4%。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对14省104个零疫情村连续做了两次调查，发现二月中旬劳动力流出比例只有12%，2月底也只上升到30%。服务业价格指数下降更是高达15%。第二，取消疫情防控带来的一票否决制。出口方面，全球消费下降导致中国出口下降。

因为不复工损失的是生产，这个至少短期内看不见、摸不着，但只要多一个新增病例，立即就被看到，而且可能会被严肃处理，决策者当然要控制复工带来的新增病例风险，执行中央有序复工的命令就会打折扣。以上是宏观经济的情形。

民企融资难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中小民企自身经营风险高，平均寿命本来就只有3-5年，还有违规风险，包括骗子企业、掏空行为、资金挪用等。中小微企业坏账率高，如果追责一辈子，谁愿意主动去碰风险高的中小微企业融资业务？ 中小银行作为给民企提供融资的主力，也有自身局限。

总体来看，全球疫情之下多数国家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像美国最初轻视疫情的态度，股市就会一直不安，触发大跌，甚至熔断。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假复工，工厂冒烟，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开工。

2月份的制造业价格指数比1月下降7.5%，降幅非常大。在货币政策上，央行快速响应大家对宽松政策的预期，又开始增发货币，然后股市上国家队出手。因为中国是一个原油消费国，而不是出口国。这个办法作为一种救济手段可以，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企的融资难。

当然，这些手段都治标不治本，因为持续性差，只有复工生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全国的复工情况依然不乐观。但是，我们仍然面临资管新规后金融市场的重建问题。

银行为降风险，开拓新业务的动力下降，干脆躺着吃利差。因为美国股市的连续闪崩还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毕竟美国的股市和实体经济联系比较紧密，有两种渠道会将股市波动传导到实体经济，第一是股价下降影响大家对未来的预期，投资和消费下降。

因为无论贷款数额大小，大银行的审批流程、行政成本相差无几，银行肯定更愿意给大企业放巨贷，而不是给小企业放微贷，这是银行基本的理性。宏观政策怎么给民企融资纾困？ 当下，新一轮投资热又要开始，据高禾投资统计，截至3月2日，有11个省份发布了2020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总投资金额接近30万亿元。

对此，监管部门还需要做四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从外部改变对银行的行政管理要求，取消对银行的业务巡视。今天的分享我分为两个大的主题，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与宏观经济形势，二是政策层面上如何帮助民企纾困。所有国家的银行都是这样，我们不能期望银行去投高风险项目。资管新规一下把这个切断了，极大限制了市场化的金融活动。

由于疫情的人际传播，服务业受损更大，2月份服务业的商务活动指数只有30%，比上个月回落23%，比制造业更差。现在全世界的宏观政策都趋于宽松，近期中国央行也出台了宽松政策，也许能给解决民企融资难一定的政策空间，但民企融资难，特别是中小民企融资难的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2019年以来，资管新规有所调整，监管部门采取延长缓冲期的方式，其实是变相回撤资管新规，这是一个好的变化。今年前两个月的进出口数据也双双下降。

尤其是彻底烂掉的城商行，坚决走破产程序，这样才能重建市场对城商行的信任，让健康守信的城商行能在市场上重获资金和信任。不幸的是，2018年以来的资管新规负面影响很大：一是切断了影子银行业务。